从直接射击到间接射击
中原大战时，中国炮兵的高层以留日派为主，德国军事顾问还是少数派。这些引领中国炮兵建设的留日派高级将领清一色都是眼高手低的书呆子。包括兵工署长陈仪、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炮兵学校校长周斌还有训练总监炮兵监张修敬。这些高材生加在一块差点毁了中国的建军大业。
在这“眼高手低”的黑暗时期，由德国军事顾问训练出来的新一代炮兵军官，让中国炮兵有了新的希望，中原大战的实战经验表明这些新一代的基层军官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炮战的能力。只要有优秀的火炮，他们无惧日寇。
在陈仪还在上军校时，野战炮兵的主要作战方式还是“直接射击”。就是在目视距离内直接瞄准目标开火射击。在没有障碍物的情况下，目视距离大约在2500米左右。所以，当时的野炮、山炮不需要精密的瞄具。中国军队的制式“格鲁森”57毫米快炮、“克虏伯”75毫米山炮，都是靠直瞄射击来打仗。直瞄射击就像古时贵族手枪决斗，双方占据视野开阔的高地，以求能够用望远镜直接看见敌方炮兵，所以，讲究先下手为强，以敌军炮兵为第一优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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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新军使用老式山炮进行直瞄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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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袁世凯小站练兵二十年之后，中国炮兵依然以直瞄射击方式作战，左为发射手，中为装填手，右为信管手
炮兵射击既然与步枪射击一样都是“三点一线”，那么其新兵训练瞄准的方式，也与步枪兵最基础的一样。直接射击时的炮兵瞄准教练也是三角瞄准。即以一个白底黑心的木牌举于火炮前方为靶，第一炮动炮不动靶，炮兵先定表尺调后炮架对正射角，利用三点一线瞄准黑心。第二炮和第三炮动靶不动炮，“持铅笔之兵由手靶中孔点之，移去手靶，则书一以记之。再瞄则令手靶挪移，以就炮之准线。好，则记点书二，至三瞄亦如之。三次瞄毕，或成直线，或成三角”三角越小瞄准越成功。
“九一八”爆发之时，中国炮兵仍然靠“三点一线”打仗，在一战爆发时，参战各方很快就明白了将火炮部署在高处直接瞄准开火无异于自杀，但是在中国，炮兵却仍然会把阵地设在高处，直到德式教育改造之后，才将直瞄射击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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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部署在高地的沪造山炮，炮兵为了安全起见，都在反斜面。这是直接射击时代炮兵的主要部署方式
间接射击是看不到目标时的炮兵射击法。典型的间接射击是射程超过6000米目视极限时的视距外射击。间接射击成为主流的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一战中出现的“遮蔽阵地”。一战前夕，火炮射程火力突飞猛进，传统炮兵的对决战术等于自杀。于是，出现了“遮蔽阵地”概念。所谓的遮蔽阵地，就是让敌人看不到己方的炮兵阵地。
将火炮放在山谷里，遮蔽阵地看不见目标，只能采用间接射击法。德军在1912年就发明了第一代方向盘“巴拉马间接瞄准具”，这是间接射击的致胜武器。然而，没有血的教训，新的战术很难取代老战术，一战之初，欧洲列强都采用“半遮蔽阵地”。就是将火炮放在棱线后面，利用棱线挡住大部分炮身，而火炮的准星依然能直接瞄准目标。战术思想最前卫的德军也是半遮蔽的拥护者。在一战爆发之后，半遮蔽阵地被证明完全没用，德军炮兵死伤惨重。在血的教训之下，德军迅速转变思想，紧急下令改用全遮蔽阵地。一战结束后日军也开始积极研究遮蔽阵地战术。
自北洋新军到国民革命军，中国军队的训练长时间由留日派垄断，教材也多是从日本翻译而来。特别是炮兵训练，自炮兵监张修敬以下，几乎全是留日士官生，在日本学习时使用“有板”架退炮，虽跟不上时代，但都是留日的“前辈”，都是炮兵的门面。这些人大多没有经过基层锻炼，回国就委以重任，另外，日本人对中国的留日学员喜欢“留一手”。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但每次讲秘密科目时，就让中国学生离开教室。后来干脆另建一中国学生队课室……从此中日学生分开授课。
这些留日派缺少实际经验，只能照本宣科，如何教出优秀炮兵军官？据黄埔七期炮科学员蓝守青回忆，留日教官竟然不会操作“改造三八”式野炮！中央军校向日本订购的炮兵器材。学校没有教官会教，操作时还将新器材给弄坏了。这些留日教官们在日本学习时连日本的新炮都没摸过。
留日教官眼高手低的教学，不切实际，没有能力担负起由直接射击进化到间接射击的炮兵全面升级重任。1930年8月，中央军决定采用中央突破战术，一举击溃西北军阵线，打破陇海路对峙僵局。中央军以七个步兵师重叠配置，集结各种火炮208门在野鸡岗占领阵地，由中央军炮兵学术权威杨杰指挥，准备用书本上的战例，用间接射击摧毁西北军防御体系，为步兵打开突破口。
野鸡岗炮战是国内战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炮战，然而最后成了一场指挥灾难。因为部署在野鸡岗的炮兵群不熟悉间接射击，把距离射向全算错了，于是208门火炮在黑夜全力射击，拂晓时步兵发动进攻，结果经过一晚上的射击西北军阵地完好无损，步兵伤亡惨重。据石觉将军回忆，杨杰指挥炮兵射击时不采用试射，而是采用奇袭射击，直接用地图测角板瞄准法求取射击诸元。（地图测角板是一片透明胶板。中国军队使用的测角板分为上下半圆。上半圆有九个直径相交的同心半圆，放在五万分之一地图上用来测量距离。下半圆是风向盘刻度，刻度包各种风向及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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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式地图测角板，与中国军队所用相似，但中国军队采用的是640密位分划
地图测角板射击优势在于不用试射，直接在图上求取诸元发起效力射，但是需要精密地图，就算有精密地图风险也较大。以当时中国军队训练水平很难发挥出多大作用。
中原大战战例表明留日派只会高谈阔论，为筹备对日作战，必须另寻他法，德国军事顾问团在这时闪亮登场，担负起中国新式炮兵的建军重任。
在北伐期间，蒋介石经由中山大学副校长朱家骅介绍，任用荣获蓝马克斯勋章的德国一战英雄包艾尔上校为军事顾问。包艾尔是炮兵上校，参加过著名的烈日要塞之战，与蒋介石一见如故。包艾尔上校对军火交易非常严谨，仗义直言。由于水土不服，1929年5月病逝上海。虽然包艾尔的建军大业只是开了头，但是打响了德国军事顾问的招牌。朱家骅在德国人脉甚广，差点把鲁登道夫请到中国。因为《凡尔赛条约》，最后换成了佛采尔上将。他在中国之初主要是编练德式模范军，就是大名鼎鼎的德械师。但是后来却成了一位军火掮客，在军火贸易中抽取佣金。
在总顾问大捞好处之时，顾问团中担任中国炮兵训练任务的胡诺斯坦少校却尽职尽责。成为了最认真负责的顾问之一。胡诺斯坦少校非常务实，就地取材训练，赢得了中国炮兵的尊重。同样还有中央军校教导队的德国炮兵顾问哈塞上尉，测地教官毕利慈少校，协助兴建汤山炮校的基尔柏上尉和编训“卜福斯”炮团的哈德曼少校、贝格尔上尉。这些经验丰富的职业军官为中国军队炮兵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德国顾问的细心教导下，间接射击与遮蔽阵地成为常识。中国军队新编《野战炮兵操典》规定:即使是炮班班长，也必须熟知间接射击。
德国军事顾问直接讲课，由于负责翻译的人员不懂军事，闹出了很多笑话，把“放列阵地”译成“搁炮的地方”……蒋介石办德文翻译班，又大力收罗国内的留德军官，到顾问处充当翻译。
炮兵都知道，炮兵训练分为射击指挥、测地、观测、通讯、炮操五大战术技能，在德国顾问来华之前，中国炮兵在这方面一片空白，直到中央军校开创德国军事顾问直接授课时，射、测、观、通、炮才成为系统的战术学问。为了配合教学，中国也紧急购买了大量的专业炮兵器材。光是从礼合洋行就购买了300万美元的光学器材，比买大炮的金额还高。“九一八”以后又购买了德国“1932年”式两用方向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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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三八”式150毫米重榴弹炮的方向钣，与瞄准镜结合，就是“巴拉马瞄准镜”的方向盘。
方向盘式炮兵进行间接射击的关键装备，方向盘上部是一个用来观测射击目标的周视镜，中间主体是一个可以360度旋转的回转盘，附有标示密位的分划环。观测员利用望远镜瞄准目标时，能由分划环求出方向的相应密位，既能为遮蔽阵地里看不到射击目标的炮兵连指引射向，也是测量地形的最佳仪器，还能通过观测弹着点来求取修正数值，所以，方向盘是间接射击的重要仪器。方向盘最大亮点是可以直接观测敌方目标的剪型镜。德国人称方向盘为全景望远镜，日本人称之“巴拉马”瞄准具。除两用方向盘外，中国新式炮兵的其他观测器材也都是清一色德国货，“蔡司”望远镜、炮队镜、测远机、“蔡司二号”400度经纬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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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中央军校照片，操作蔡司炮队镜的学生
在中原大战时，德国军事顾问在中央军校和教导1师训练出来的新式炮兵军官已经焕然一新，远非那些留日派可比。1944年6月，第四次长沙会战全线失利，当时第58军向赣西萍乡撤退，一个日军步兵联队跟踪追击，日军由于轻敌将山炮放在大马路上，朝58军射击。就在这危机关头，58军炮兵营进行反击。据档案记载，当时58军炮兵营只有重迫击炮。在营长徐肯堂指挥下，用熟练的间接射击之法，一口气全歼日军山炮中队。日军联队长，当场毙命。据58军情报参谋张赣萍回忆“炮兵徐营长跑上山头一看，见日军炮兵竟然目中无人，将山炮放列在马路上，他不声不响，要观测所把距离测准，然后出其不意，全炮齐发，根本不用修正距离偏差，一下子把日军打的非伤即死。活着的连炮都来不及拆，抬起炮身就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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赢得炮战的俞肯堂营长，德式训练出来的优秀炮兵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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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野战炮兵观测所，日军称观测小队，前方为炮队镜，中间为双目望远镜，第三名拿长筒式测远机，最后方向盘
以徐肯堂营长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炮兵已经赢得了现代化炮战的入场券，这些在德式教学中茁壮成长的中国炮兵军官，才是中国炮兵的核心。是未来抗战的中流砥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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